20世纪50年代师徒合影(前排右二为朱可心,右四为曹婉芬)
文:王建中
记不太清楚是哪一年了,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初,在紫砂厂看到了一把提梁壶,这把壶是由劲挺、流畅的线和坚实饱满的体组合而成的。此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我非常的喜欢。后来才得知是曹婉芬高工制作的,我就是这样认识曹婉芬老师的。
曹婉芬1955年15岁时进入紫砂工艺厂学徒,从师紫砂花货泰斗朱可心大师,在朱辅导严格的教诲下,耳濡目染,打下了扎实的紫砂壶制作技艺坚实的功底。这种从小经历的严格训练,为今后的壶艺制作奠定了深厚基础,储备了宝贵的经验。特别是在花器及筋纹类器皿的创作方面,婉芬老师更显功力。1963年,她又在裴石民大师身边进修一年,随后又在王寅春、顾景舟所领导的班组中工作、创作,受到几位大师的教诲,对紫砂壶传统技艺可谓了如指掌、纯熟在胸,这些学习和工作的经历都为她日后的壶艺创作做了最充分的准备,存储了经验和素养。
在半个世纪的从艺路途中,婉芬老师虚心好学、广览群艺、博采众长,没有丝毫门户偏见,集合各家所长,创造充满个性风格的作品。在她的作品中,有集传统式样大度的《壶艺掇英》组壶,这组壶集中了历史上十数紫砂名品,以不同的工艺方法成型,显示了婉芬老师多面手的功力,此组壶在20世纪90年代获国家银奖,同时荣获景德镇国际陶瓷大奖赛二等奖,并受到收藏者的青睐。
1962年与老师朱可心合影(后立右二为曹婉芬)
婉芬老师不仅花货、筋纹壶制作精湛,她的光货做的也别具韵味,她制作的《虹桥提梁壶》淳朴大器、简洁厚重,尤其是壶的流部处理十分考究,朴拙中蕴含着灵秀。
对传统造型的学习仿制,如同研习书法时对古碑帖的学习,既要学到形似,更重要是学到神似,临摹不是目的,只是手段,最终目的是在学习传统样式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形式。婉芬老师深谙此道,在研习传统技艺的基础上,不断创新。
正如开篇中提到的以线形和球体构成的《怒放壶》,这款壶是美国工业设计师设计的,充满着现代意味,她将这个造型诠释得十分到位,听说美国设计师拿到壶后,非常兴奋。这一点不奇怪,只要稍有点造型知识的人都知道'平面设计图和立体造型之间有一个转换的过程,需要制作者有敏锐的立体造型认知力和理解力,同时又要富有三维空间意识的创造力和手头功夫,婉芬老师将这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。这些知识能力的获得,得益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进修学习。在培训班上,她认真刻苦地学习,克服了任务多、家庭负担重等困难,坚持学习,使自己在艺术修养方面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。
博采众长,还体现在她将光货和花货的统一整合方面,我们曾经合作过几件作品,其中《田家乐》的一款段泥壶最受人们喜爱。我在设计此壶时,有一种对乡村、对自然眷恋的情怀,婉芬老师在制作中,恰到好处地表现了:这种精神、这种共鸣,也反映了她对自然的热爱,这使我感到非常兴奋。在技艺上,这款壶是光货和花货的结合,是创新的尝试,这种尝试可能很初步,但它所闪现的光芒,必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。这把壶在我书架上摆放时,好多朋友看到后都十分喜爱,劝我割爱,逼得我不得不深藏匣中。通过这一合作,使我更深刻地了解了婉芬老师对紫砂成型工艺的广博知识和经验,以及 她不仅继承传统,而且勇于创新的热情和责任心,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在和婉芬老师的接触中,我曾多次听到她说起带徒工的事,在紫砂厂带徒工,不仅要教他们制壶的基本技艺,同时也要教他们制作做壶的工具。紫砂壶制作十分严格,每一款壶都要制作不同的工具,做工具是成就一件好作品、好设计的基础和关键,因此,制作工具本身也就成为一个工艺创作过程。没有好的工具就无法发挥操作技能,就做不出好壶,可以说,好的工具本身就是一件工艺品,婉芬老师制作工具堪称一绝,这也正是她日后能够制作多种品类紫砂壶的重要原因,真可谓见多识广。
婉芬老师不仅壶做的好,人缘也好,对生活充满了爱和信心,总是乐呵呵的。即使在六七十年代生活十分困苦的时候,她也是乐观地面对一切,既是生活中的强者,也是事业上的成功者。她为人宽厚善良、乐于助人、心胸宽阔,这是她能够创造她的作品的源泉。这正符合中国人对绘画艺术的评价,即“人品高,画品亦高”,做紫砂壶不也是如此吗?
在婉芬老师夫妇的教育影响下,他们的子女也继承了紫砂事业,一家人生活在一起,共同切磋制壶技艺,和睦幸福,其乐融融。
艺术的真谛源于生活,生活和艺术是无法分割的,特别是紫砂壶艺术离开了生活,就像花木离开了土壤。婉芬老师50年的辛勤劳作和不懈学习,使她的紫砂壶艺中透射出了一种意味,一种神韵,这神韵也来自于婉芬老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,对自然的热爱,对紫砂这一传统技艺的深刻理解和把握,是生活的积淀,这积淀是半个世纪的艰辛路程的结果。
神韵是一切造型艺术家所追寻的终极目的。
(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、中国陶瓷协会副秘书长)